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會轉化為一場文化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為什麼會轉化為一場文化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爲什麽會轉化爲一場文化大革命 要談論這樣一個問題

我以爲有把“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術語加以規範的必要。

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我以爲就是一種企圖依靠進行文化層面的革命而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的行爲載體即作爲個體的人的革命。

它帶有強烈的暴力、恐怖和專制色彩

即企圖以哈耶克所謂的“主觀建構理性”來創造一種新的人類的活動。

它的最根本的兩個特徵是：一

與過去決裂；二

創造一個全新的民族或國家

即所謂再生.前者是創收的手段

後者是他的目的。

兩者共同構成了推動革命由一種常態的革命向一種變態的革命轉化的力量。

前者在革命中表徵的是群體性的狂熱

後者則更多的表現爲一種強烈的希望。

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是一群非常浪漫而豪邁的革命者。

他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任務：同舊傳統實行徹底的決裂

在舊世界的廢墟上重建一個嶄新的民族。

在他們看來

這種決裂不僅是徹底的

而且也是全方位的：一切屬於傳統的舊事物

不論是宗教的

還是世俗的

不論是本國的

還是外國的

統統都有應該受到無情的批判和否定。

正像托克韋爾所說的那樣

當時的法國人要在他們的過去和未來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要一勞永逸的改變法蘭西民族的面貌。

實現民族的再生是法國大革命時代又一個中心的話語。

在革命者看來

“革命”和“民族再生”原本就是一回事

革命不僅是在要使法蘭西民族擺脫奴役

而且要使法國人變成一“新人”。

由於受到盧梭影響

在當時的法國人心中

“新民族”是帶有強烈的原始部落色彩的

對於法國而言

英國、美國、以及更久遠的羅馬都是學習的榜樣。

再生對於他們而言是沒有榜樣的

他進行的工作是完全創新的但是這是極其艱難的

於是法國人便陷入了給以自拔的緊張和焦慮的狀態之中。

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

國內外敵對分子的拼死抵抗

革命陣營內部層出不窮的分化與叛變

在他們的前進道路上佈滿了荊棘

使他們感到處處危機四伏。

正是這樣一種異常的如臨深淵的政治危機意識

使法國革命人士調動起了千千萬萬的勞動大衆採取了包括斷頭臺等爲標誌的極端手段

將革命激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種異常激烈的革命就表現出濃厚的分裂性和二元對抗性的色彩。

當這樣一種對抗發展到了極點的時候就必然向更爲深層次的方向深化。

從年鑒學派的所謂長時段的歷史觀之

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對於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段的人群來說具有某種先驗主義的性質

因而對於人們有著極大的影響。

所以當法國人的革命活動在各種極端的革命形式中

最後必然發展到爲文化層面的革命。

這也就是法國大革命向文化大革命轉化的深層次原因。

但是歷史文化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的影響都是一種長時段的歷史影響。

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時代的人想要從根本上完全擺脫他的傳統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對於法國大革命而言

決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在過去的傳統中的掙扎。

一般說來

資產階級革命要確立資本主義的憲政

代議制等原則。

然而對於法國而言

這些都只是一個夢。

從1789年開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復辟的十五年間法國竟然出現了五部憲法。

這和美國革命創造的1787年憲法二百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情況

形成了驚人的對照。

只要我們統觀一下從1791年到1804年的五部憲法

我們就可以看到

法國革命的憲法形態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過程：議會由一院制經兩院制轉變爲橡皮圖章式的多院制

政體由君主立憲制經民主共和制轉變爲表面上的共和制或實際上的君主立憲制、實際上的獨裁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在開始時享有於憲法引言的首要地位

到熱月政變後間變得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一句話

還不到波旁王朝復辟

法國革命自己就走完了從反對君主制到接受君主制這樣一個怪圈。

同時法國大革命追求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帶有太多的理想化的因素。

由於長期以來愛著王權專制主義的統治

在那些思考著如何限制王權、消滅專制思想的啓蒙思想家那裏

實際上普遍的存在著那種“一致同意”的理想的追求。

這種追求在盧梭那裏發展到了一種極端

即所謂的“公意論”

他說“如果全體公民集合起來一致同意破壞這個公約的話

那麽我們就不能懷疑這個公約之被子破壞乃是非常合法的。

”這實際上意味著人們的一種不安全感不信任感。

他們的心靈深處最重的還是某種專制權威

儘管這種權威可能性意味著另一種形態。

當這樣一種不安全檢查感受和不信任感受發展到一種極端的時候就必然通過一種大規模的恐怖統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當時的法國人當中最初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再生觀。

一種是聖寵式的

即所謂自革命發生之日起法蘭西民族就已經自動更新

人人都成了“新人”；而另一種則是任務式的再生觀

即革命發生後

只有一部分的法蘭西人變成了“新人”整個民族呈現出“新人”與“舊人”共存的局面。

前者較爲虛幻

後者更爲實際。

開始時兩種再生觀是處於不斷的關鍵之中的

但是到了後來

那種充滿了緊張任務式的再生觀支配了人們的思維。

一者有號召抗敵的需要

另者也是革命者越來越認識到了“時間”的重要性

即所謂的再生奇迹是不可能發生的

它只能是一個過程。

隨著國內外的各種形勢的趨向嚴峻

這種再生任務越來越給人一種焦慮感。

革命者們越來越害怕革新無法在短時期內完成

國民公會的議員蒂里昂有一次這樣感慨：“要是在開始時沒有能一舉成功

我們就再也成功不了了

因爲人民會對革新産生一種無法克服的厭倦情緒。

”因此到了後來

革命都就企圖快馬加鞭快速的實現民族的再生。

而“新人”的創造說到底便成了一個教育的問題

所以就必須通過教化來培養。

因此一場名副其實的“文化大革命”上臺了。

被改造的物件中

有大人也有小孩

對於革命者來說

改造小孩較爲容易

因爲這只需要張開一個足夠大的學校的網路便足以辦到了。

但是對於成年人的教育的來說就更爲堅巨了。

因爲成年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形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所以就需要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大學校

把教化“新人”的努力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需要讓磨擦的思想文化佔領公共領域的和私人領域的一切方面。

雅各賓派俱樂部設想了五種教化手段

即報刊、曆書、歌曲、舞蹈和戲劇

充分利用大衆傳媒和大衆娛樂文化。

在當時的大街上到處都是各種告示

與中國六十年代的大字報頗爲類似。

發行量極大的大衆曆書也被當做了革命教育的工具

戲劇、音樂、美術等藝術作品裏則是大力宣揚共和主義的道德

在大革命的十年裏産生的革命歌曲多達3000多首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時流傳甚廣的《馬賽曲》。

節日也被當做一種教育的手段

如謝尼埃就說過“談到教育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國民的節日。

”當時較爲重大的節日有1789年的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獄）

1790年聯盟節

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權）

1793年1月21日（處死路易十六）等等。

這種種節日旨在反復激發人們的共和主義的道德情感

弘揚各種美德

加強道德風尚的教化。

此外在另一方面大革命極其重視將剛剛建立起來的新社會神聖化。

正如托克韋爾所說：“大革命是一種政治革命卻是按照一種宗教的方式運行的

並帶有某種宗教革命的外觀。

”著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則認爲：“1789年原則”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宗教

這種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傳道者。

”革命的象徵物有著強烈的人民性

如自由樹、小紅帽等等。

其中在人民中有著很大影響的便是對被刺殺的馬拉、勒佩勒蒂埃和沙利埃三人的祟拜

這三者被作爲“自由殉道者的三位一體”在共和二年成爲人們的祟拜偶像。

更爲重要的是隨著革命的進行

日常生活也被拖入到了革命中來。

在這一時期

地名人名被革命化了大量的名前加上“人民”一詞

而深受人民愛戴的“聖人”們也成爲地名和人名的一個重要來源。

日常生活用品是也常常充滿了革命的內容

在當時的家具和器皿上盛行寫上“我們相親相愛、情同手足、准能成功”以及“爲國家而死無尚光榮”這樣的字樣。

此外語言服飾上也發生了革命的的現象。

綜合觀之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由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變成一種實際上的“文化大革命”有著它的深刻的歷史根源。

既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的影響

也是當時的各種政治文化

政治勢力自主發展的結果。

參考資料 http://www.lsfyw.net/Article/Class90/Class95/200404/1255.html
此問題可參考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但要看完整版

如貓頭鷹出版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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